|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０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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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有图片） ７、“恐惧训练”锻造“钢铁战士”——走访二炮部队心理训练中心
中国特稿社记者陈辉 常爱玲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０周年前夕，记者走访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基层作战部队，领略了人民解放军从徒步化、骡马化、摩托化、半机械化后，开始进军信息化的历史进程。 从“徒步化”到“信息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小米加步枪”到“武器装备智能化”的发展史。 徒步化——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南昌起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徒步化”是其主要标志之一：步兵机动、作战、运输武器装备，完全靠人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发展的鼎盛时期共有４３个军，全部都是陆军，步兵占９５％以上。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行程２万５千里，靠的全是“铁脚板”。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仍然是步兵打天下。此时，部队的装备和待遇有了很大改观，“小米可以加步枪”了，但“汽车始终没能加大炮”，“飞机加大炮”就更是奢望。 解放军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还是“徒步化”，但已经开始向“骡马化”过渡。缴获日军和国民党的山炮、野炮、战防炮等大口径火炮陆续装备部队，但那时还很少有汽车牵引，骡马成为牵引重装备的主要运力。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军区成立坦克大队，但坦克出了毛病还要靠牲口拉。 骡马化——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跨越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５０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才真正由昔日的“铁脚板”实现了“骡马化”，历程３０年。 “骡马化”的标志是：步兵仍靠步行作战，指挥员靠乘马，重武器装备靠畜力运载，并拥有相当数量的骑兵部队。 １９８５年之前，人民解放军的师、团、营、连都有军马和马厩，并编制有专门的驭手班，当兵赶马车在当时司空见惯。高高的草垛是军营的象征，重武器装备和给养靠军马运输，营指挥员没有指挥车，配备乘马，团里还有专门为军马看病的军马所，大军区后勤部编有军马部，总后有培养军马医生的兽医大学，人民解放军还建有骑兵学校，全军在新疆和内蒙古还建有许多繁殖马匹的军马场。 １９８５年人民解放军裁军１００万，走上了精兵之路，以步兵军改建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的同时，取消了“骡马化”，全部实现“摩托化”。 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从此消失。目前只是象征性地保留了两个骑兵营和几个骑兵连，担负影视片的拍摄等任务。 摩托化——步兵终于告别了“铁脚板” 人民解放军实现“骡马化”，只是重机枪、火炮、指挥员和骑兵享受了骡马待遇，步兵仍然靠“铁脚板”。 １９６９年２月，人民解放军开始组建“摩托化”步兵师和“摩托化”步兵军。１９８５年，人民解放军全部实现“摩托化”。从“骡马化”到“摩托化”的历程也大约是３０年。 “摩托化”的标志是：步兵以车代行，运力为汽油发动机、胶轮车，装备全部由车载。“摩托化”步兵师编有摩托化步兵团、坦克团、炮兵团和工兵、通信兵等兵种分队。摩托化步兵团彻底告别了“铁脚板”，步兵机动全部乘坐车辆。 “摩托化”使人民解放军战场的快速机动能力发生历史性巨变，人民解放军靠“铁脚板”追赶敌人汽车轮子的作战方式和千军万马沙场奔腾的场面永远成为历史。 机械化——铁甲步兵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实现“摩托化”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开始尝试“机械化”。“机械化”部队是指陆军的主要装备以内燃机和涡轮机为动力，以履带为机动式样，以容纳多种先进技术为特征的高度合成的部队。 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副军长刘云海说，“机械化”部队的鲜明特点是机动能力强，由于装甲车辆和火炮都采用履带而不是胶轮，因此，不仅能在城市公路上机动，而且能在山地、草原、荒野等复杂地形上机动；另一个鲜明特点是防护能力强。“机械化”部队的车载装备都有装甲防护，并且有较强的火控系统，能够做到攻防兼备；第三个特点是把诸军兵种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军兵种合成的威力。 “这种把‘矛’和‘盾’合二为一的装备，以及把诸军兵种合成的部队编程，成为现代战争的最佳组合。”刘云海说。 “机械化”时代，轮式车辆大量减少，坦克、装甲车、步战车和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装甲兵成为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步兵乘坐轮式运输车作战。 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于１９５５年４月成立。１９８４年４月，人民解放军诞生了“机械化”集团军。 ２００３年，党中央再次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军２０万的同时，加快了机械化的步伐，一大批“机械化”步兵师和“机械化”步兵旅纷纷从摩托化部队中脱颖而出，“机械化”步兵学院也诞生了。 目前，人民解放军已建立若干机械化集团军、机械化步兵师和机械化步兵旅，就全军来说已达到半机械化的程度，“机械化”部队数量开始超过“摩托化”部队。从人民解放军实现“摩托化”到如今的半机械化，用了２０年时间。 信息化——快步追赶世界新军事潮流 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为人民解放军提出“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 “信息化”部队的主要标志是：以数字化电子信息装备和机械化主战武器为主导装备，实现指挥控制、情报侦察、预警探测、通信、电子对抗一体化和主战武器智能化，适应未来信息战要求的新一代作战部队。 “数字化”部队的实质是以计算机为支撑，以数字技术联网，使从单兵到各级指挥员，从各种战斗、战斗支援到战斗保障系统都具备战场信息的获取、传输及处理功能。它能够达到战场信息的最快获取、信息资源的共享、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指挥员对士兵的最佳指挥效益。“数字化”是信息时代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人民解放军把计算机运用于作战指挥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快。８０年代初，大军区以下单位没有计算机。目前全军军、师、旅、团全部配备了计算机。全军旅以上建制部队训练中心，设有计算机模拟训练室。 人民解放军指挥自动化系统也逐步完善。目前已由创业初期的单机开发应用进入成片、成系统建设阶段，开设了以计算机网络、军事数据库为主要内容的建设领域，实现了在相当一级作战部队的联网。指挥自动化系统在部队完成战备值班、训练演习、抢险救灾、应付突发事件等重大任务和工作中，已成为不可缺少的指挥和管理手段。 计算机的普及、联网和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发展“数字化”部队奠定了基础。 ７年前，人民解放军开始尝试“数字化”部队建设，建立了若干数字化兵种试验部队。据悉，在朝鲜战争的云山战斗中大败美军“开国元勋”师——美军骑兵第一师的志愿军某部炮兵部队，就是“数字化”炮兵建设的试点单位。目前，这支部队“数字化”建设已初具规模，在南中国海沿岸举行的军事演习中，初露锋芒。（完）
中国特稿社记者任瑞恩 娄琛 孙健 飘扬着五星红旗的边防巡逻艇在黑龙江靠近主航道的宽阔江面上迎风疾行，艇后墨黑色平滑的江面被劈出一条浪花涌动的白色长龙，对岸刚刚还依稀可见人头攒动的俄罗斯哨楼和村庄瞬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这是记者在中国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哨所管段上与边防官兵共同乘艇巡江的场景。然而，像这样在界江上畅游无阻的情景在过去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边防某团团长贾伦介绍说，过去，两国在边界上陈兵百万，界江两岸到处是林立的碉堡和堑壕，界江曾是一道不可涉足的禁区。 坚冰消融 中俄两国山水相连，两国边界线长达４３００多公里，分东西两段，其中３８００多公里长的东段边界大部分位于中国的黑龙江省，边界问题曾是两国关系的痼疾，中俄两国边界谈判经过了４０多年的风雨历程。 再厚的坚冰也有消融的时候。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苏关系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给长期徘徊不前的两国两军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１９９５年中国国防部与俄罗斯边防总局签署了《中俄边防合作协议》。１９９７年包括中俄在内的上海五国元首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此后，从中俄东段边界最南端的防川哨所到最北端的漠河北极哨所，中俄边防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第一次相互参观边防分队，第一次开展联合边境联合检查，第一次互派军事观察员代表团参观边防军演习、第一次船艇互访、第一次边防分队间开展篮球比赛和国情知识竞赛……。２００４年，两国签署的《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确定了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为两国的边防合作和管理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军事专家认为，目前中俄边境做到了真正意义的“互不设防”。中国根据所做的承诺在距离中俄边界线１００公里范围内甚至更远的区域不部署作战部队，俄罗斯除了濒海边疆区内个别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的地点外，在距离俄中边界线１００公里的范围内也没有部署作战部队。此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距离同中国的边境线１００公里范围之外总共部署的兵力不超过１３万人。中、俄及上述中亚国家恪守协议规定，各方在靠近边境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只具有防御性，不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互不进攻，不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在举行超过１万人的军事演习时相互通报并派观察员参加。 “跨越界江的拥抱” 今年５月，以解放军边防某团团长贾伦带队的漠河地段边界代表机关赴俄罗斯斯科沃罗季诺市参加夏季边防工作制度会谈。在会谈中，俄方代表机关巴拉赞上校指出，往年夏季边境百姓下江捕鱼的很多，越境事件时有发生，然而近两年来越境事件很少发生，今年以来更是达到了“零发案率”。他称赞说："中俄边防合作和管理达到十年来的最好时期。" 边防团团长贾伦说，边境管理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边防部门建立起来的定期会晤机制。从２００２年起，在漫长的边界线上，中俄双方对应管段的边界代表，每年都要举行多次会谈会晤。这种会晤机制使双方能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及时对边境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磋商，同时相互借鉴经验，使彼此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提起中俄边防军人的友好交往，在边境驻守了八年的“老边防”贾伦团长如数家珍。２００５年６月，漠河地段边界举行中俄联合边界检查，俄方边界代表机关副代表伊夫琴科上校虽然前几天因打球手臂骨折，但仍然坚持同中方人员一同检查了长达１２０多公里的边界。检查工作结束后，按惯例俄方应从别克托沃上岸返回哨所，但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第二天才能到达哨所，而此时伊夫琴科的手臂已感觉非常不适。于是中方派出快艇连夜将俄方人员送到阿尔巴济诺，使上校一行人得以用最短时间返回哨所，伊夫琴科上校上岸后非常高兴，拥抱着中国边防军人连声道谢。那天是这位俄罗斯军官最后一次值勤，第二天他就将脱下军装退役。中国军人的友好情谊为他的军旅生涯划上了难忘的句号。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入发展，两国边防军人的合作与交流也日益加强，像上述友好交往的感人事迹举不胜举。黑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李衡将军见证了一江之隔的两军友好交往的历史轨迹，用他的话说，曾经怒目而对的两国边防军真正实现了“跨越界江的拥抱”。 “无枪声的边界” 长期从事俄罗斯、东欧及中亚问题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毅指出，中俄边境状况的巨大变化主要得益于“三个重要基础”：中俄两国关系的整体提升和发展为两国边境地区稳定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两国通过签署一系列重要法律条文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为边境地区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边境贸易推动了边境地区的繁荣，为边境百姓带来了具体实惠，从而为边境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文基础。 如今的中俄边境早已成为“无枪声的边界”，边境百姓在不越境的情况下可以自由下江捕鱼，或到山上采摘野菜。中俄边境口岸的贸易往来开展得更是如火如荼。黑龙江境内开放了包括漠河、黑河、绥芬河、东宁在内的１５个对俄口岸。２００６年，仅绥芬河口岸进出口贸易额就达３７．１亿美元，接待进出境游客５９万人次，在中国对俄贸易口岸中位居前列。为促进边境贸易发展，两国在边境口岸上正加快建设互市贸易区、经贸加工区以及出口加工区。 姜毅说，边境问题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两国关系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相邻国家的边境地区不仅不会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绊脚石”，反而会成为两国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事实证明，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中俄边境线已成为连接两国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完）
中国特稿社记者 陈辉 戴盈 群山中一片静悄悄，一名解放军通信兵携带文件包在大路上奔走。突然，道路两旁的沟里，窜出４名身着平民服装的“敌”军侦察兵，他们将通信兵按倒在地，并用绳子绑起来，推到沟里，把文件包抢走。“敌”侦察兵走到一里多远的土丘下，将文件埋了起来。尔后，走上大路，混入前方走来的人群中。 此时，一只军犬飞驰而来，后面跟着几名武装士兵。军犬看到自己的主人通信兵被绑，立即上去咬断绳索，解救主人。尔后，低头寻味继续前进，在土丘下将文件包衔出，又奔向大路上的人群，很快将“敌”军侦察兵认了出来，４个家伙只好束手就擒。 这是记者在北京燕山山脉、长城脚下的中国最大的军犬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犬繁育训练基地演习现场看到的一幕。 军犬基地主任大校崔金柱对记者说，自从人类有了战争，动物就被人类驯服后用于战场。它们用其特有的功能，创造出令人惊叹不已的战场奇迹。在军队已装备了卫星、导弹、红外探测仪的今天，动物仍然在世界各国军事力量中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曾有幸观看过一次解放军军犬大比武，来自各大军区、海军、空军、总装备部、总后勤部、第二炮兵、武警等所属１１个军犬队的３６只军犬参加了角逐。它们是全军近万只军犬中挑选出来的尖子。 庞大的军犬方队进入比武场，身着陆海空军服的士兵牵着军犬，向观摩台走来，犬与人步伐协调一致，横成排，纵成队，威武雄壮，让人叹为观止。 指挥员一声令下，军犬员们解开绳索，参加比赛的３６只军犬像离弦之箭，２米多宽的壕沟一窜而过，３米高的砖墙一跃而上，悬在空中的套环飞身钻过。接着，又从容不迫地跳过熊熊燃烧的火圈。军犬一只接一只地在狭窄的高墙上飞奔，如履平地，让人眼花缭乱。 轰隆一声，炸药包的起爆声震耳欲聋，火光闪闪，浓烟滚滚。一只只军犬无所畏惧地穿硝烟、越弹坑，时而跳越、时而卧倒、时而吠鸣奔驰、时而匍匐前进。军犬员指向哪，军犬就冲向那。 演习现场，军犬斗歹徒，抓恐怖分子、毒贩和盗贼，无一失手。短短两个多小时，警戒犬、巡逻犬、侦破犬、搜毒犬等十几种专业犬，进行了扑咬、越障、追踪、鉴别、搜索、搜爆等１２个科目的表演和比赛。 据悉，军犬基地是ｌ９８５年ｌ０月由原内蒙古军区军犬班起家的，当时只有２０只军犬。如今，已发展为占地４００亩，分为军犬繁殖区、训练区、工作人员办公生活区的大型军犬基地。教学、训练、生活设施非常完备，军犬专业干部都取得了中国刑警学院警犬系的大专毕业证书。 基地现有犬类５００多只，是世界名犬的大家族。这里有中国、德国、泰国、俄罗斯、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巴基斯坦等国的名犬近２０种。基地每年可向部队输送军犬ｌ００多只；基地编有初、中、高级职称的教员、讲师、兽医和军犬饲养员、训练员，可担负起部队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犬的繁殖、培训任务。 基地还与外军建立了联系，先后到英国、德国、泰国等国家的军犬部队访问。同时，泰国、西班牙、法国等国的军事代表团和驻华武官也曾到这里参观。（完）
中国特稿社记者陈辉 王经国 常爱玲 只要有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王洋洋每天都要在营房里登录网络看看。 王洋洋所登陆的网络不是国际互联网，而是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构建的局域网。在这里，战士们不仅可以登录全军各个部队的网站，了解部队和国内外新闻，学习战略战术，还可以在线观看电影和电视剧，下载时髦的流行歌曲。 由于安全原因，国际互联网一直没有普遍引入中国军营。但在２００１年初，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规定，全军实行“网络进班排”，即将计算机局域网、有线广播网、闭路电视网引入班排。 从２００５年１月开始，一些部队开始在本单位的综合信息网上开设“首长信箱”，士兵们可以直接给团长、师长们写信，进行直接交流。此举受到广大官兵的一致好评。 “以前，领导机关主要依靠各单位逐级上报的情况和下基层来了解基层部队。士兵与领导，特别师团级首长直接沟通的机会很少。现在不同了。”王洋洋说。 北京军区某师政委杨俊兴认为，建立首长信箱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信箱成为机关倾听基层意见的渠道，沟通官兵思想感情的纽带。１９９９年，该师在全军率先开办了综合信息网进行试点。 在首长信箱中，官兵们可以就任何内容进行交流。记者在北京军区某团的综合信息网上看到，每个部门首长的信箱都有战士的留言，所谈内容包罗万象：部队建设、个人烦恼、岗位与人生、官兵关系，对国家和军队方针政策的体会…… “有些问题也很敏感。比如战士为何不能用手机，部队是如何来选拔干部的等等。”北京军区某团政治处主任文军说，“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信箱特别设置了匿名库，内容只有联络双方可以看到。” 信箱开办之初，不少战士表示怀疑。“领导每天都很忙，会抽出时间来答复我们的问题吗？”很快，这种疑虑就被打消。一些战士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了留言后，第二天就得到回复。 新兵小郑刚入伍时，对于连队为新兵集体代购日用品一事，在首长信箱提出异议，并建议部队允许新兵到部队服务社自行选购所需物品。“原以为这些小问题，领导不会放在心上，没想到团里很快就回复我并采纳了我的建议。” “尊重战士、及时回复、认真解答是取得大家信任的前提。虽然有时要花费较长时间，但这很值得。”杨俊兴说，“如果赶上出差，那么也一定向战士们说明情况。”他说。 一位匿名的战士在留言板上这样写道：“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进行交流，感觉没有一点心理障碍。” 现在，越来越多的战士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根据该师所属某团综合信息网的有关数据显示，全团每天平均登录次数达２８０多次。 在受到战士们欢迎的同时，网络也冲击着部队的传统管理模式。文军说，“战士们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信箱、留言板、论坛反馈到师、团首长那里，这势必对部队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会客观上促进部队管理的民主和透明度。”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认为，利用网络进行交流是军队政治工作适应时代发展的创造性工作。这种方式不仅为战士们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增加新的言路，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参与意识，对于部队科学决策、及时解决矛盾和问题、转变工作作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网络建设的过程中，对网络可能分散战士精力、传播不良信息的担心也不能说没有。对此，一直积极推动网络建设的师政委杨俊兴认为这种担忧大可不必。“网络进基层、进班排是件好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把相关的制度完善起来，这样就能确保网络确实发挥好的作用。”他说。 尽管局域网络正在越来越多的部队得到普及，但互联网能否进入军营至今仍存在争议。但据了解，不少部队目前已在军官活动中心开通了互联网，供军官们查阅资料使用。个别部队还尝试着为战士们开通互联网。 公方彬说，对于互联网的担心主要在于网上泄密和不良信息的影响。但从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它是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标志，不应简单地予以排斥。 杨俊兴说：“要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平时网络都用不好，建设信息化部队也无从谈起。”（完）
中国特稿社记者王洪山 仇琳 何自力 尽管事先做了充分准备，李延庆第一次穿过皇岗口岸进入香港时，还是一下就“懵”了。 他坐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提供物资保障的汽车上。那是在１９９８年底，李延庆第一次进港执行任务，当时香港已回归祖国一年多。 “车队一过皇岗口岸，马上就能感觉到不同。身体和心理也立刻紧张起来。”李延庆说。如今他已经是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汽车连的连长。 “这么多年了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分界线一过，整个人都紧绷起来。” １０年进出香港，行程６３０万公里 组建于１９９３年３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深圳基地汽车连，主要担负驻军港内外部队的运输保障任务，每日在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穿行。 李延庆第一次进港执行任务是去驻港部队的赤柱军营，需要穿越新界、九龙、香港岛，到达最南端的赤柱半岛。“在九龙、在港岛，马路上人流匆匆，高楼林立，橱窗琳琅满目，视觉冲击很大。”他说。 香港实地的马路比李延庆之前训练时在沙盘上看到的还要窄。而且香港与内地的交通规则也大相径庭：香港车辆的方向盘在右方，驾驶靠左行；内地车辆的方向盘在左方，驾驶靠右行。香港道路规章制度多，违章处罚重；而在内地，军车享有种种优先，路桥费全免。 另外，香港的山多、坡多、桥多、隧道多、交叉路口多，通往部分营区的路段曲折、对汽车连的官兵的驾驶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０年来，汽车连安全行驶６３０万公里，进出港人员２万多人次，无违禁违纪，没发生过事故，运输物资３０余万吨。 “微笑”和“挥手”训练 由于驻港部队实行严格的全封闭式管理，而军营的开放日一年也只有几次，汽车连变成了向香港普通市民展示解放军形象的一个窗口。 “我们代表解放军，每个战士都牢记着形象重于生命。”李延庆说，“驻港部队在进驻香港前。香港媒体对解放军高度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注视。” 驻港部队在香港共有１４座军营，由陆、海、空三军组成。１０年来，驻港部队有效地履行香港防务职责，亲民爱港，为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共和国军队的历史铸造了新的辉煌。 毕业于汽车学院的李延庆记得，几年前，每当汽车连的汽车在香港的马路上经过时，一些市民就会驻足观看，或者向官兵们招手，表示友好。但是官兵们仍然严肃地端坐着，目不转睛地注视前方。 “如果我们的官兵跟香港市民没有交流，亲和力就不会强。”李延庆说，“光守法并不能体现出文明。”于是，后来汽车连的新兵训练中增加了有针对性的“微笑”和“挥手”训练。 “一个简单的微笑和挥手就可以拉近官兵和香港市民的距离。当香港的司机为我们让路时，官兵们就会友好地挥挥手表示感谢。只要香港市民与官兵们打招呼，官兵们都会微笑着回应。” 为了练习微笑，生性内向的士兵马炜买了一个小镜子放在口袋里，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练习，活动嘴角的肌肉。渐渐地，他不但在执行任务时跟海关工作人员、市民微笑，即使在连队碰到战友，嘴角也会自然上扬。 双脚没有踏上过营区外的香港土地 郑江伟２００１年７月底来到了这个离深圳闹市区也要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连。出生于１９８０年的他，已记不清自己执行过多少次进港任务，他说：“进港的通行证已换了４本。” 虽然出入香港这么多次，郑江伟的双脚却没有踏上过营区之外的香港土地。每次亲戚朋友让他从香港带东西，他都要跟他们解释半天。“一开始他们很惊讶，说怎么可能没有逛过香港的大商场？我告诉他们，执行进港任务是不允许随便下车的。”郑江伟说，等到退伍后，想去看看这个进出过多次的城市。 在两种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城市间安全行走了３６０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１５０多圈。李延庆说，“我们的官兵也是年轻人，他们也渴望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但我们更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军人。”（完）
——记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 中国特稿社：刘永华 樊永强 秦光龙 一条被联合国划定的“蓝线”——１２１公里的铁丝网，蜿蜒在地中海东岸的山地间。“蓝线”南北，是被形象地称作“中东雷场”的地方。 一群来自中国的军人为了和平，远渡重洋来到这里。他们为异国人民修补战争创伤，也把爱播洒在了这片硝烟不断的土地上。 他们就是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中国向黎巴嫩派出一支由１８２人组成的工兵部队，参加联合国在这一地区持续了２８年的维和行动。局势不稳的中东，第一次出现中国维和部队的身影。 ７月１２日，黎以冲突爆发。这场持续３４天的激烈对抗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如此大范围、长时间的冲突对驻扎在“蓝线”以北仅１０公里的中国营官兵，同样是生死考验。 当地时间７月２５日，联合国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在希亚姆哨所遭以军炮火袭击，不幸以身殉职；８月６日，一枚火箭弹落在中国营内，３名官兵受轻伤…… 作为当时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的唯一一支工兵部队，中国官兵冒着炮火，排除各类未爆炸弹２８７枚，修复道路１６０多公里，为陷入困境的联黎部队开辟出了后勤保障生命线，也为上万难民提供了逃生之路；护送难民车队两次，８次出动兵力在废墟中搜救出尸体１１具、伤员１人。 冲突结束后，从闷热昏暗的掩体里走出的罗富强和３名受伤官兵在联黎司令部那古拉受到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亲切接见。 １０月１日，联黎司令皮雷格里尼将军在亲自为中国营１８２名官兵授予维和勋章时说：“联黎部队继续存在并得以扩大，与中国工兵营的努力密不可分！” 作为中国派往国外维和的第一支扫雷部队，扫雷排爆是中国工兵营的主要任务。而扫雷排爆又是世界公认的高危作业，对官兵心理和身体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 “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与死神打交道。”排雷连连长李永明说，其他工兵部队和职业排爆公司多次出现伤亡事故，而中国营探查雷区１５０．８万平方米，发现和排除地雷、未爆弹７０００多枚，却做到了无一伤亡。 原因何在？ 中国维和工兵营是以成都军区驻滇某工兵团为主组建的。以首任排雷连连长陈代荣为代表的一批精兵强将，曾先后３次远赴海外进行扫雷教学，具有丰富的扫雷经验和精湛的专业技能。 如今，在中东，他们再次展示了令人震惊的“中国速度”—— 不到６个月，他们就编写出３５万字的《扫雷标准作业程序》，并顺利通过了国际扫雷资质认证；而此前，某外国工兵营为获这一资质花了３年多的时间。 ２００７年初部队轮换后，排雷连仅用不到３个月的时间，就通过了新增加的战场区域清除资质考核，成为第一支获此殊荣的维和部队。 现任工兵营保障连连长兼运输官万俊新在熟悉联黎部队关于装备油料管理的相关规定时，发现了不少漏洞。一个多月后，一张整洁清晰、科学合理的报表诞生了。 看过报表，装备油料主管立即给中国营发来感谢信。信中说：“中国营的运输官用行动证明了他的承诺，他的报表也将作为联黎所有部队的样表下发各单位。” 中国营的装备和油料情况迄今没有出现过一次问题，并一直是联黎各部队学习的样板。 正是靠着工作精益求精、视质量为生命、全天候出动的扎实作风，中国营成为联黎“最放心的部队”，赢得了前后两任司令的赞誉。 ２００７年１月，皮雷格里尼将军离任前破例为中国营写下了书面评价：“中国官兵以高昂的士气、饱满的热情、无畏的作风和勇敢的自我牺牲精神，为联合国，也为中国，赢得了尊重和荣誉。” 截至目前，共有３４４名中国军人在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３日至２月３日，中国维和工兵营进行了首次轮换。应联合国请求，部队人数增至２７５人。与此同时，一支由６０名中国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分队也来到黎巴嫩，组建起一个维和二级医院。 此外，还有８名中国参谋军官在联黎司令部工作，１名中国军事观察员在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工作。（完
中国特稿社记者李惠子 张选杰 三级士官周国华带领战士们跑步进入一条黑暗、窄长、闷热的走廊，与外界隔绝，伸手不见五指。“迷惘中有一种无助的感觉。”他说。 突然，飞机狂轰滥炸、导弹群发和流血牺牲的虚拟场景出现在他面前，原本闷热的空间更加令人窒息。周国华带领５名战士跳起，抓住身体上方的悬索进入“生命通道”，奋力前移，整个室内弥漫着烟雾和风沙。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某心理适应训练中心的一个训练室。第二炮兵是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据介绍，官兵长期在封闭的洞库内作业，战士容易出现心理障碍，影响战斗力的发挥。 周国华说，训练中心针对二炮部队未来残酷恶劣的战场环境和“百人一杆枪”的作战特点，模拟出了复杂的战场环境，如封闭、风沙、强光、高温、炸药、子弹和飞机轰炸等等，以锻炼战士的抗压、抗干扰和团结协作的能力，从而克服对战争的恐惧，在危难条件下保持勇敢沉着、敢打必胜的心理素质。 周国华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叫做“心理引导区”的密室。轰炸声、枪声此起彼伏，狂风让通道里顿时寒冷起来。大家开始寻找打开通道门的３把钥匙。 大约５分钟后，钥匙找到了，通道门开启了，战士进入下一关口——电刺激室。白光耀眼，１０万伏高压电网啪啪作响，记者将手放在３６伏控制台上，迅速被“电”回，而战士们将手平放在台上，持续了数秒，对电毫不恐惧。 接着是声光刺激室，５名战士在红、白频闪的多维强光灯和巨大的噪音中，根据控制室发出的微弱指令，在抗干扰记忆机前输入密码，通过了密码门。 在心理宣泄室，两位战士踩上跳舞毯，跟着屏幕指示跳了起来。跳舞毯中心写着“运动是最好的宣泄”。在声音宣泄室，战士们大声喊叫，手中的麦克风可以测出声音的分贝。 休息之后，周国华带领战士进入抗眩晕训练室，并帮他们系好转椅安全带，墙上是加强眩晕效果的黑白相间的条纹，训导员按动电钮，转椅以每分钟２０转的转速转动起来，战士们个个眼睛紧闭、张大嘴巴，高喊：“挑战极限！战胜自我！” 来自湖北的２０岁上等兵李正说：“眩晕训练挺刺激的，现在一点都不紧张了，但第一次训练时，我有呕吐的感觉。” 在对敌心理进攻训练的教学课上，战士们对头盔式喊话器、播放攻心式音乐盒、劝降电台以及会说话的玫瑰花等心理战设备很感兴趣。 ２００２年，第二炮兵投资１５万元人民币，建起了这座集声、光、电、气、味等为一体的心理适应训练中心。部队数据显示，数千名官兵在此接受了心理训练，官兵的心理健康标准一直保持在９８％以上。 中国自古就强调心理作战和“不战而屈人之兵”。从韩信的“背水一战”到兵困项羽的“四面楚歌”，从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到智退司马懿的“空城计”，都是历史上“攻心为上”的成功战例。 军事专家表示，为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对军人作战心理素质和心理战攻防能力的要求，中国军队的心理战教育，需要“向战场倾斜，和战场贴近”，部队要做好充分准备，在最困难的环境下进行作战，以保持最佳战备状态。 周国华所在的旅为所有技术人员建立了心理评估档案，定期对官兵进行心理评估，并在执行重要任务前，或新兵入伍时，进行测试，使用的是国际上通行的心理测评表。如果相关人员心理未处于正常状态，将会暂时被其他人员取代。（完）
中国特稿社记者梅世雄 吴陈 孟娜 南京军区某部战士孙胡虎杰趁周末去南京花１５８元买了一盒太太口服液，过几天是妈妈的生日，他把这个寄回家当作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虽然家里什么都有，但我买给妈妈的意义还是不一样，”孙胡虎杰说，“以前总是向父母要钱，现在也要学着回报他们。” 确实，一份１５８元的礼物对孙胡虎杰家来说，实在是太普通了。他的家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中国最富的村子之一，父母做铝合金生意，有几十亿元的家产。而买这盒口服液的钱是孙胡虎杰从每月２４０元部队津贴里省吃俭用攒出来的。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高中毕业的孙胡虎杰应征入伍来到南京军区，当了一名普通战士。他参军的理由非常简单：从小体质弱，常生病，父母和他自己都希望能在部队锻炼出一个强健的体魄。 然而，到部队没几天，这个以前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大男人的小伙子就当着全班的面哭了鼻子。 连队出去运煤，战友们都拿着工具干得热火朝天，孙胡虎杰一个人站在那里只看不动，“从来没见过铁锹，更不知道怎么用，只好躲在战友们身后看”。 于是挨了班长的训，说他不团结，作风不好，还说他不像个男子汉，“特别委屈，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后来，又躲在被窝里哭了好几次：体能训练跟不上，排在全班倒数第一；感觉束缚太多，连上个厕所都要报告；津贴不够花，带来的三千元钱不到两个星期就请战友们吃东西花光了，但感觉战友和自己总隔着点什么……那些日子，孙胡虎杰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又不想和父母说，怕他们担心，只好写在日记里。 连指导员找他谈话，跟他说家里的钱是父母挣的，花钱多不代表自己有能力；班长给他看自己“优秀士兵”的奖牌，以身作则地告诉他怎样当一名合格的战士，“打心底里佩服，突然明白有真本事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从小娇生惯养的孙胡虎杰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改变自己。新兵下连队一个月后，他不写日记了，把时间都花在了训练场上。 引体向上起初一个也拉不起来，就趁战友午休的时间到单杠上吊着，一个一个地拉；从前负重行军需要战友帮忙背枪，就利用训练间隙自己多跑几圈；射击成绩太差，就半天半天地趴在地上练习瞄准…… 工夫不负苦心人，现在，他已经是班里体能、战术方面的佼佼者，参加了十几次迎外任务，为外宾表演战术。今年３月的考核中，他夺得３公里负重行军全旅第一，５月全旅青年官兵素质风采大赛，他又夺得综合第三名。在考核中，他还主动帮助班里的新兵背枪，减轻他们的负担。 瘦瘦高高的孙胡虎杰今年２２岁，在他身上已看不到富家子弟的张扬，说话轻声细语，说到自己取得的成绩，露出腼腆的笑容。 现在孙胡虎杰最大的心愿是想转成士官，“我喜欢部队，还想在部队干下去，更好地锻炼自己。” 旅政治部主任韦情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战士成长背景差异越来越大，给部队建设带来新的课题。“我们针对新时期战士的特点，充分尊重战士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激活他们投身部队建设的热情；努力创造成才环境，提高战士综合素质；用任务磨砺，培育他们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构建良好内部环境，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从而使所有的战士都在部队的大熔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他说，战士是部队建设的基础，他们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勇往直前的牺牲奉献精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自觉性和团结一心的意识，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军队建设“威武文明之师”的进程。（完）
中国特稿社记者李惠子 李清华 身着深绿色解放军军装，买买提•江仔细擦拭着枪。 他的高鼻梁、凹眼窝以及深深的胡茬印，让路人心生疑问。 他是中国军人？没错。买买提•江和许多战友都是维吾尔族——生活在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四年前入伍时，买买提很惊讶自己被编入了“民族连”。他觉得这里很亲切，因为他看到睡在自己上铺的战友也是穆斯林。 “来部队之前，家里人告诉我要与汉族同志融洽相处，我们都觉得连队里肯定汉族同志多。”这位２３岁的维吾尔族军人说，他家在新疆南部的和田。中国有５６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９０％以上。 在买买提的连队里，汉族却成了“少数民族”。除了连长是汉族，战士们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和回族。 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千万人口中６０％以上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在此地参军不足为奇。 军分区维吾尔族副司令员依明托乎提说，少数民族青年在新疆参军一般被编入“民族连”，因为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饮食、风俗和语言相近，又与汉族有很大不同。 “‘民族连’是新疆驻军的特色。我们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习俗。”汉族少校军官王林说。 他说，“民族连”隶属野战军，执行的任务、接受的训练都与普通连队相同。 在部队，除了进行军事训练，士兵们还常常帮助老百姓修建民用设施。最近，战士们在偏僻村落挖光缆时，维吾尔族战士就为其他连队的汉族战友做翻译，帮助他们与当地维吾尔村民沟通。 “大多数维吾尔族战士都来自新疆本地，他们成了战士和当地百姓沟通的桥梁。”王林说。 “民族连”由一位汉族军官和一位少数民族军官共同领导。军队要求少数民族军官比例不得少于２０％。有的少数民族军官分管民兵工作，民兵来自当地老百姓，大都不懂普通话。 “我和他们讲维吾尔语，他们觉得更亲切。”依明托乎提坦言。 当这位４９岁、军龄有３２年的副司令“跋涉”３０００公里从新疆南部的和田来到北京时，常常遇到尴尬。穿军装参加会议时，他曾被警卫上下打量。“我希望人们更多了解少数民族战士，习惯我们穿军装的样子。”他说。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报名参军。”王林说。 记者走进“民族连”食堂，厨师正准备晚餐。“这里的饮食标准要比一般连队高。”他说。晚餐包括维吾尔族传统食品：馕、抓饭和烤包子。 ２１岁的回族战士马明龙说，他开始加入“民族连”时，看到这么多少数民族战友一起生活，有些不适应，但并没有陌生的感觉，回族和维吾尔族在饮食方面很相似。他还从维吾尔族战友那里学起了维吾尔语。 “我们接触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而且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到来时，我们都有假期。”１９岁的哈萨克族战士昂萨尔说。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语言相似。 昂萨尔说，在“民族连”，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和汉族的春节都各有一周的假期。 买买提回忆说，今年元旦时，许多汉族战友与他们一起庆祝古尔邦节。今年的古尔邦节恰逢元旦。部队的春节晚会上，买买提和少数民族战士们一起弹起了冬不拉，跳起了维吾尔族舞蹈。中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 然而，两年前，当连长王健——连里唯一的汉族人——面对几十名少数民族战士时，却束手无策。“慢慢的，许多细小的文化差异，我都感受到了。”他说。 王健回忆，刚来到连队时，他发现自己一进入洗手间，里面的战士就主动走出来，后来他发现这是维吾尔族礼节上的尊重。从此，早晨洗手间最“忙”时，王健尽量不去。 “战士们非常友好，能吃苦，也特别团结，我们是优秀连队。”他说，手里握着《日常维吾尔语一百句》。这位山东汉子已经开始习惯维吾尔早餐中的奶茶了。 依明托乎提强调说，维吾尔族军人与其他军人的工作都是一样的，“都是保卫祖国”。 买买提和许多战友都是参军后开始系统学习汉语的。周末，买买提就在连队的阅览室里读汉语和维吾尔语报刊。小时候，他主要用维吾尔语和家人、伙伴们交流，上的也还是维吾尔语学校。 “不当兵，汉语不会有这么大进步。”他说。 买买提还在部队学会了开车。“退伍后，我会有份不错的工作。”他说。（完）
中国特稿社记者 程云杰 许林贵 在西式服装已主导大部分中国平民的着装风格、众多城市居民热衷于追逐世界服装潮流的今天，历来强调“艰苦朴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注重服饰美和军服设计的际潮流。 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上，全新的军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亮相，迅速在内地军人中间引起沸腾，预示着全军换装即将在一个月后的“八•一”建军节开始。 靓丽新装 与１９９７年只装备驻香港和澳门部队的“９７式”军服改革不同，新式军服将使内地军人告别穿了２０多年、以宽松肥大著称的“８７式”军服，结束中国军队长达十年的“一个军队，两种制式”的局面。 “０７式”军服不仅引进国际普遍流行、用以展示军龄和资历的胸标，解决中国军人与外军相比“胸前空空”的问题，而且为夏常服配上西式贝雷帽；海军的军衔则按照国际惯例由肩章改为臂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参加国际维和任务的不断增多对我军形象和军服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式军服具有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可以说是国际趋势与中国特色的最佳结合。” 廖锡龙指出，换装的一个现实原因是现行军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式不够统一、系统不够配套、品种不够齐全、颜色不够协调、样式不够美观的问题。另一个原因是新世纪新阶段，官兵的生活条件、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比过去有了较大提高，但服装保障水平与国家改革发展形势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还不相适应。 “０７式”军服在“９７式”驻港澳部队服装款式基础上全面调整了样式、材料和工艺，以提升军服的美感。熟悉军服设计的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所长杨廷欣说：“新军服设计并不是对原有军服简单的修补，而是从内到外的全方位变革。如果没有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持，这么大规模的换装将是不可能的。” 受技术和资金实力的束缚，１９８５年以前中国军服的设计思想一直是常服、作训服、作战服一体，直接导致了“宽大”、“肥腿”和“肥裆”的特点。直到１９８７年引入常服之后，这种局面才稍微改观。 军需装备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吴宇说：“新军服的款式设计充分考虑了东方人的身材特点，采取了一系列工艺来增强中国军人的气质，比如放弃了字母Ｈ，为男性选择了字母Ｔ，为女性选择了字母Ｘ。” 通过对国际军服的比较，设计者们发现，无论男女、一律上下同宽的Ｈ型造型使着装者显得松松垮垮，而突出肩宽的Ｔ型造型使男士高挑威武，强调下摆收腰身细的Ｘ型则使女性更有更清秀俊美。据介绍，设计者们不仅把常服的腰围、胸围和褪围进行了缩减，而且把女装皮鞋的鞋跟从４公分增加到５公分。 中国特色 经过近三年的研究，新式军服在面料、工艺和款式方面累计改动上百处，包括增加制式毛衣、作训靴、作训大衣、臂章、姓名牌和国防服役章。此外，所有军官都将配备礼服，不仅实现单量单裁，而且首次装备礼服皮鞋和礼服衬衣。相比之下，“８７式”军礼服仅装备给驻外武官。 曾参与过“８７式”军服设计的杨庭欣说：“我感觉军队领导非常希望把军人打扮地很漂亮，穿着很舒适。他们的思想也很开放。” 细心者会发现，在绿色大檐帽上伫立了几十年年的红帽墙在新军服上消失了。曾有反对者认为红帽墙是共产党的主要象征，但美学规律最终胜出：红帽墙与绿帽子、绿军服太不协调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军统一的桃型“八一”军徽，上刻五星和“八一”浮雕，以纪念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日。 廖锡龙说，不管军服怎样调整，中国军队的军装都“必须要有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充分体现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和人民军队的性质”。 新军服的传统烙印非常明晰，包括国旗、军旗、长城、天安门、以及象征工农联盟的齿轮和麦穗。为纪念解放军的历史，新军服还在保持绿色调的基础上，加入了红军、八路军军服的灰色调，形成了陆海空军服分别采用棕绿色、深藏青和深蓝灰的系列。 杨庭欣说：“目前的三军颜色搭配非常协调而且也符合国际军服采用冷色调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军服改革今后一段时间会相对稳定，军服的颜色和制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重点是在增加品种，改进性能和增加识别功能下功夫。作战训练服装的发展会加快。” 他说：“部队军服改革只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个方面，只有严格遵守着装纪律，规范化着装才有可能穿出军人的精气神和我军的新面貌。” 后勤突破 廖锡龙透露，这次换装计划三年完成，三年被装费用集中增加60个亿。但换装后，部队官兵的人均被装费用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他说：“换装的钱是该花的，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精打细算。用三年时间完成调整改革任务，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库存，减少浪费。 中国军队过去换装，军服一直采用折叠式存储从仓库运往部队。今年开始，军礼服将被悬挂在衣架上，采用立式包装，直接从生产线运抵部队，不仅配有着装者的姓名标识，而且无褶无皱。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宗喜教授称此举为中国军队在物资储备和被装保障方面的“革命性尝试”。 廖锡龙说：“改变粗放式的供应方式，采取量身定做、量体套号的办法实现服装保障精确化，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想做而没做到的，这次换装部分地实现了。” 按换装方案，军队将为几十万军官配发新式礼服，有７家西服企业首次被批准进入军营为每一名军官量体裁衣，这使得由企业到个人的点对点供应成为可能。此外，大规模的量体套号还升级改造了全军被装管理信息系统，充实完善了官兵信息档案，全军被装周转量，主要是常服，由过去的３０％降低到１５％。 廖锡龙说：“被装从企业直接送到官兵手中，实际上并不是消灭了军队的库存，而是把军队的库存分解转入社会，这样能够大大减少军队的仓储成本。” 他说，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使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军队后勤与社会后勤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许多国家军队都把利用地方资源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作为压缩军队规模、加强质量建设、赢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举措。 今年２月，中国军队高层敦促各军区和有关部门加大都地方企业的合作，积极探索提高后勤保障效率。６月下旬，政府表示将对部分军工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稳步适当吸引私营和外资企业资本，增强创新能力。 廖锡龙说：“换装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后勤管理的方方面面，而不仅是新军服‘好不好看’的问题。积极推进后勤保障方式社会化，打破军队与社会之间的分割，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重要任务。作为通用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资，被装是社会化探索的一块很好的试验田。”（完） |